第五十八天，夜里十点四十。
二号楼门口那两级台阶旁边有一间小屋。
那间屋是后来搭的，砖砌的，一扇门一扇窗，屋顶是石棉瓦。窗户里亮着灯。
值班室。
陈九斤手里拎着两瓶汽水。
汽水是园区小卖部的，玻璃瓶，橘子味，一瓶两块，记账。
他走到值班室窗口。
窗户是推拉的，开了一半。
里面坐着一个人。五十来岁，瘦，穿一件洗白了的蓝布褂子，正在低头看一张报纸——那报纸不知道是哪一年的，边上都黄了。
“大哥。”
那个人抬起头。
他看见陈九斤，没有说话。
陈九斤把两瓶汽水放在窗台上。
“天热。”
那个人看了一眼那两瓶汽水，又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没有伸手。
“你三号楼的。”
“是。”
“你上这儿干什么。”
“路过。”
那个人把报纸翻了一页。
“路过。”他说。
他没有再说别的。
陈九斤站在窗口。
他等了大概十秒。
那个人一直低着头看报纸，一个字也不说。
陈九斤这五十八天在这个园区里，跟很多人说过话。有的人骗他，有的人吓唬他，有的人跟他讨价还价。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说话。
只要一个人开口，只要他说的那句话自己知道是假的，那半句真的就会在陈九斤脑子里响。
眼前这个人不说话。
他不说话，就什么也没有。
陈九斤在这个窗口前面第一次碰上这件事。
他这三个月靠的那样东西，在一个不开口的人面前，是空的。
他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
“打搅了。”
他转身走了。
他往西走了两步。
两步。
然后他停下来。
他站在那儿想了三秒。
这三秒里他想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他一直在等对方开口。
等对方自己说，等对方来骗他。
这三个月，每一次都是这样——蔡三平在楼道里教他四个字，贺明说“我没有”，阮玉兰说“是”，付红英说“我没看过”。
这些人都是自己开的口。
他从来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
他可以让对方非开口不可。
不是逼他说话。
是问一个他必须撒谎才能回答的问题。
一个问题，只要它的真话说不出口，对方就只有两条路——不答，或者编。
不答本身也是答案。
编，那半句就来了。
陈九斤转过身，走回窗口。
那个人抬起头。
“又干什么。”
“问一句闲话。”陈九斤说。
“说。”
“大哥，你昨天几点回的楼。”
值班室里的灯泡吊在屋子中间。
那个人的脸有一半在灯底下。
园区的规矩第一条：非因公不得离楼。
反过来说，各楼的人晚上得回各楼睡。看门的也一样——他们的宿舍在西边那排矮房，跟别的班一样，晚上得回去。
值班室里不许过夜。这是写在纸上的。
昨天夜里十一点零七分，二号楼那扇铁门开了，出来的是十四个纸箱。
零点四十一，九箱。
两点十九，四个塑料桶。
三点五十六，六箱。
四点零三，最后一辆车走。
这五个钟头里，这扇门开了四次。
门里得有人开。
陈九斤蹲在水泥管子后面看了一夜，看见的是门里有人推门、有人把箱子递出来。
那个人昨天夜里没有回楼。
他不能说他没回。
说了没回，就等于说他夜里在门里干活。
“我啊。”那个人说。
他把报纸放下了。
“十点半。”
陈九斤的太阳穴跳了一下。
十一点才开的门，出的是箱子不是人。
那一句在他脑子里响完，断了。
陈九斤站在窗口，脸上没有动。
那个人自己愣了一下。
他愣的不是别的——他说完“十点半”以后，自己在心里过了一遍昨天夜里的事，过完他觉得哪里不对，但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他把报纸拿起来，又放下。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陈九斤说，“我们那边有人说前天夜里听见车。”
“我说不能吧，十一点以后哪儿来的车。”
那个人的手在报纸上按了一下。
“没有车。”他说。
太阳穴又跳了一下。
四趟。
陈九斤把这个数记住了。
“那是我听错了。”他说。
他把窗台上那两瓶汽水往里推了推。
“天热，大哥你喝。”
那个人这一次伸手了。
他把两瓶汽水拿进去。
拿的时候他的眼睛往上抬了一下。
值班室门框上头，靠右一点，钉着一个黑色的小盒子，盒子朝着门口那个方向。
他看了那个盒子一眼，才把汽水放到自己桌子底下。
陈九斤走了。
第二天夜里，十点四十。
他又来了。
这一次他拎的是烟。
值班室里坐着两个人。
昨天那个还在，另外多了一个，三十来岁，坐在门边那把椅子上。
陈九斤把烟放在窗台上。
“大哥。”
昨天那个人没有抬头。
坐门边那个开口了。
“你干什么的。”
“三号楼的。路过。”
“这儿不让站人。”
“我就问一句。”
“问什么。”
“昨天夜里我们那边说停了一次电。”陈九斤说，“我想问问你们这边停没停。”
“没停。”
“那就是我们那边线路的事。”
他往后退了半步，又停下。
“大哥，你昨天几点下的班。”
坐门边那个人愣了一下。
“……十二点。”
太阳穴跳了一下。
我一夜没下班，昨天走了五趟。
五趟。
前天四趟，昨天五趟。
陈九斤把烟推进窗口里，走了。
第三天夜里。
这一次值班室里只有一个人，是个生面孔，二十七八，坐在里面玩手机——这园区里能有手机的人不多。
陈九斤没有带东西。
他走到窗口。
“大哥，跟你打听个事。”
那个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这栋楼里我有个同屋，前几天进来的。”陈九斤说，“他叫高凯。”
那个人没有理他。
“我不进去，也不找人。”陈九斤说，“我就问一句。”
“你昨天几点回的楼。”
那个人抬起头。
“我十一点半。”
太阳穴跳了一下。
这一次那半句不一样。
十点四十就开了门，那天下去的是三个人。
陈九斤站在窗口。
他脸上没有动，但他心里那一下是硬的。
十点四十。
这三天他记的东西，全都是十一点以后。
十一点零七、零点四十一、两点十九、三点五十六。
四趟。五趟。
全在十一点之后。
发电机是十一点整起的。
那五个钟头里，整个院子被那个“突突突”填满，说话要凑到耳朵边上。
一辆车开进来，听不见。
十四个箱子搬上车，听不见。
可是十点四十——
发电机还没有响。
那会儿这个院子是安静的。一号楼刚熄灯，三号楼还没熄。主路上的灯还亮着。
那个时候开门，谁都能听见，谁都能看见。
陈九斤在窗口站着。
他把这件事翻过来了。
他这三天一直以为，发电机是拿来盖住二号楼的动静的。
现在他知道那句话得改一改。
发电机盖的是「箱子」。
不是人。
出箱子要挑在发电机响起来以后。
出人不用。
出人在十点四十，灯还亮着，主路上还有人走。
因为出人是有单子的。
出货单、经手签、登记处的章。三样齐了才能出园区。
一件东西只要有单子，它就可以在灯底下走。
而那些箱子——
那些箱子没有单子。
陈九斤在值班室的窗口前面站了大概五秒。
窗子里那个人已经低下头去玩他的手机了。
陈九斤转身往回走。
主路上的灯一盏隔一盏。
他走到路中间停下来，从怀里摸出本子，借着路灯翻到今天这一页。
他在上面写了三行。
第一行：前天四趟，箱。昨天五趟，箱。全在十一点之后。
第二行：十点四十，人。三个。发电机没响。
写完第二行他停了一下。
第三行他写得很慢。
箱子要藏。人不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