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天到第六十七天，三天。
陈九斤做了一件事。
他跟这一层四十个人，每个人当面说了一次话。
不是训话，也不是开会。是在工位边上、在食堂的桌子对面、在宿舍楼道里，一个一个说。
每一次他说的话都不长，两三句。
每一次他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他想了两天。
他试过很多种问法。
问“你怕什么”，没有人会答。这园区里的人，最不肯说的就是这个。
问“你想不想出去”，所有人都说想。这句是真的，答了也白答。
问“你家里有几口人”，有的人会说，有的人不说，说的那些也是真的。真话对他没有用。
他要的是那半句。
那半句只在一个人撒谎的时候才会出来。
所以他要的问题得有一个条件：真话说不出口。
第六十四天晚上他坐在组长台上，把这件事想通了。
他要问的不是“你怕什么”。
他要问的是——
“你要是这个月垫底，你打算怎么办。”
这句话谁也不能实话实说。
实话是什么？
实话是：我没办法。
在这栋楼里，没有一个人肯当着别人说这四个字。
说了这四个字，就等于承认自己已经在往那条路上走了。
所以每个人都得答别的。
而一个人为了答别的，就得先在心里把那件最坏的事过一遍。
一个人在心里过最坏那件事的时候，浮上来的不是“垫底”两个字。
浮上来的是他最舍不得的那一样东西。
第六十五天上午，杜大奎。
他在工位上，正在把上个月的记录往新本子上抄。
陈九斤在他隔断外面站住。
“杜哥。”
“小陈。”
“问您一句。”
“你说。”
“您要是这个月垫底，打算怎么办。”
杜大奎抄字的手停了一下。
他抬起头。
“我不会垫底。”他说，“我一个月四笔，稳的。”
太阳穴跳了一下。
我五十三了，二楼要我干什么。
陈九斤站在那儿，脸上没有动。
“那就行。”他说。
他走了。
走出去七八步，他在心里把那句话过了一遍。
杜大奎五十三。
这一层四十个人，最大的就是他。
一个五十三岁的人怕的不是二楼。
他怕的是到了二楼，人家看他一眼，说这个老东西搬不动箱子。
他怕的是他连被用都用不上。
第六十五天中午，娄小飞。
食堂东边第三张桌子。
娄小飞吃饭一向很快，陈九斤端着盘子坐下的时候，他已经吃了一半。
“小飞。”
“九斤哥。”
“问你一句。”
“问。”
“你要是这个月垫底，打算怎么办。”
娄小飞把筷子放下了。
“我这个月六笔呢。”他说，“垫什么底。”
他说完自己笑了一下。
太阳穴跳了一下。
我妈以为我在深圳。
陈九斤扒了一口饭。
“行。”
娄小飞把筷子重新拿起来。
他一天出去九次，六次挤在早上八点半到十点半之间，每次两三分钟。
那六次他不关屏幕。
一个人一天要往外跑九趟，还不关屏幕，说明他去的地方不怕人知道。
厕所旁边有一部电话，那是三号楼给人打楼内通话用的，只能拨园区里的号。
拨不出去。
陈九斤这三天在食堂想通了这件事。
那孩子不是去打电话。
他是去站在那部电话旁边。
第六十六天晚上，邢来顺。
三号楼二层宿舍楼道。
邢来顺三十三，在这园区三年。他坐第四排第二个格子，一天到晚不说话，成单不多不少，从来没垫过底，也从来没冒过头。
他洗完衣服，端着盆从水房出来。
“老邢。”
邢来顺站住了。
“嗯。”
“问一句。”
“你说。”
“你要是这个月垫底，打算怎么办。”
邢来顺端着那个盆。
盆里是拧干的衣服，水还在往下滴。
“那就去呗。”他说。
他说得很平常。
太阳穴跳了一下。
我在这儿三年，外头没人找过我。
陈九斤在楼道里站着，看着他端着盆走了。
那句话在他脑子里响完，断了。
他这三天问了三十几个人。
前面那些人的怕，都指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怕出不去。
怕被送去二楼，怕干到死，怕再也回不了家。
邢来顺的怕是反着的。
他不怕留下。
他在这儿三年，三年里外头没有一个人找过他。
要是有人找，一号楼那些旧簿子上会有记录——园区收到过外头的信、外头的电话、外头来的人打听，都会记一笔。他前两天翻旧簿子的时候顺手看过那一栏。
三年，零。
他要是明天被放出这个园区，站在大门外头那条路上，他往哪儿走。
他没有地方去。
一个人怕留下，是因为外头有他要回去的东西。
一个人怕出去，是因为外头没有。
陈九斤在楼道里站了很久。
这三天，高凯跟着他。
不是跟在他旁边听——他一个人问，高凯离得远，在过道那头或者在食堂另一张桌子上。
问完那一句，陈九斤会走到高凯那边，说两个字。
高凯手里有一张纸。
那张纸上是四十行，每一行前面是工位号，后面是空的。
陈九斤说两个字，高凯就在那一行后面写一个字。
只写一个。
不写内容。
“老。”
“妈。”
“空。”
四十行，四十个字。
一张纸上四十个字，谁捡到都看不懂。
第六十七天晚上，高凯把那张纸交给他。
四十行里，三十九行有字。
一行是空的。
第二排靠里那个格子。
付红英。
陈九斤看着那一行。
他第六十六天下午问过她。
那时候她坐在自己格子里，正在核上个月的记录。她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摊在桌上。
“付姐。”
“嗯。”
“问您一句。”
付红英把笔放下了。
“你问。”
“您要是这个月垫底，打算怎么办。”
付红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她没有立刻答。
她想了大概三秒。
“我不会垫底。”她说。
太阳穴没有跳。
一下都没有。
陈九斤站在那儿等了两秒。
什么也没有。
“我这个月十一笔。”付红英说，“上个月十一笔，上上个月十笔。”
“我在这栋楼三年半，一次也没垫过底。”
“我不会垫底。”
她说的是真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句话，一个字都不多。
陈九斤在她隔断外面站着。
他这三天问了四十个人。
三十九个人在他面前撒了谎——不是坏心的谎，是那种人人都会撒的谎：我不会垫底、我这个月六笔、那就去呗。
三十九个人撒了谎，三十九句真话跳了出来。
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
一个人说真话的时候，他这个本事就是空的。
他站在付红英的隔断外面，什么也听不见。
跟三十二天前他站在电话机前面，听见那个老太太说“我这两天没人说话”的时候一样。
那时候他也什么都没听见。
那时候是因为对方信自己说的。
现在是因为对方说的就是真的。
两回都是空的。
“付姐。”
“还有事？”
“没有。”
陈九斤走了。
第六十七天晚上，他坐在组长台上，把高凯那张纸摊开。
四十行。
三十九个字。
一行空着。
他拿起笔，在那一空行后面写了一个字。
写完他看了看。
他写的那个字是问号。
三号楼的表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符号。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塞进内衣口袋。
他坐在组长台上，往第二排靠里那个格子看了一眼。
那个格子里的灯已经关了。
桌上摊着一个本子，硬皮的，边角磨圆了。
她今天走的时候没有把它收进抽屉。
那本子就那么摊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