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身份映射表没有立刻被打开。
独立审计人员先封存下载任务编号、旧索引地址、对象存储快照和当时的权限配置。文件名可以伪造,成功返回也不等于下载者看过内容。只有把任务日志里的哈希与存储端文件逐字节比对,才能确认被取走的究竟是什么。
上午十点二十七分,比对完成。
那是一份平台迁移青年项目资料时生成的临时映射表,包含项目编号、作者内部编号、联系记录编号和授权状态。姓名与手机号不在表内,却能通过仍未彻底停用的旧接口,继续跳转到联系人索引。
更麻烦的是,其中有一位作者明确拒绝商业化,状态本该是“封存”。旧表里却仍标着“可联系”。
审计员没有让任何人直接点开联系人索引。他复制相同版本的权限配置,在隔离环境里重建调用过程。第一次用当前权限访问,页面返回权限不足;第二次输入日志里的旧地址和任务令牌,接口返回一个联系记录编号;第三次令牌过期,访问重新失败。
也就是说,那扇门不是一直开着。
它只在旧系统迁移后的一个短窗口里,允许拿着旧钥匙的人绕过新门禁。平台此前将索引标为停用,却只撤掉前台入口,没有同步清理对象存储的任务令牌和自动化接口。
平台技术负责人脸色难看:“旧系统供应商两年前就结束维护,迁移验收只检查了页面端。”
“验收清单谁签的?”赵律师问。
“信息部门、供应商和当时的项目运营。”
“把清单和变更记录一起封存。先别找人背结论。”
名单上有一名已经离职的运营,也有一名仍在青年计划任职的主管。仅凭签字不能说明谁故意保留入口,甚至不能说明经办人知道后台令牌未失效。责任需要沿着需求、开发、测试、验收和停用通知逐层核对。
这让调查变慢,却避免了把技术疏漏迅速剪成一场内部阴谋。
平台信息安全负责人当场更正:“这不证明对方取得了姓名。日志只证明文件完成下载,旧接口是否被继续调用,还要查。”
沈砚点头:“那就只写到这里。”
有人建议先通知全部六名作者,江知微却把名单拆开。确认受影响的人先收到一对一说明,其余作者只被告知正在核验旧系统,不制造“全库泄露”的恐慌。通知里写清已知事实、未知范围、已采取措施和专门联系人,也写明作者无需为了配合调查公开身份。
中午,另一份文件送进会议室。
不是审计报告,而是工作室正式运营方案。
此前“沈砚工作室”只是围绕沈砚个人项目运转的制作团队。现在,青年项目孵化、演员合作、版权开发和数据管理都在增加,继续靠几个人临时兼任,只会让所谓透明停留在对外说法里。
新架构没有夸张的明星墙。
一层是公共会议和试镜区,二层是项目开发与法务财务区。演员资料、作者资料和商务资料分库存放;任何人不能因为能看艺人行程,就顺手看到作者住址。项目决策设内容、制作、财务、法务四类签核,沈砚保留最终立项权,也必须留下书面理由。
办公区启用前,江知微做了第一次反向测试。
她用经纪业务账号申请查看梁栩项目第二层材料,系统拒绝;再用制作账号查看方简的医疗检查结论,仍然拒绝。可当她用管理员身份搜索“夏禾”时,旧试拍目录里仍跳出一条未过期的回放链接。
链接没有被点开。
技术人员先截取权限状态,再按试拍协议规定的保留期限核对。那段回放本该在项目选角结束后三十日转入隔离归档,只有本人和争议处理人员可申请调取。迁移时,文件被移动,旧分享链接却没有一并失效。
“今天先不开门。”江知微说。
原定下午两点的成立开放日因此取消。已经受邀的四名合作方收到延期说明,交通和已发生的行程费用照常报销。没有人拿“媒体都来了”逼技术部门边演示边修漏洞。
沈砚看着新牌子被暂时用灰布盖住,没有发火。
工作室成立不是工商文件上多一个日期。门禁、付款、授权、投诉,只要其中一项还靠口头记忆,就没有资格把“保护新人”印在墙上。
江知微把岗位表推给他:“先说清楚,你不是每个部门的主管。”
“我也没打算半夜替财务做账。”
“你以前凌晨两点改过报销备注。”
沈砚沉默两秒:“那次备注确实写错了。”
会议室里第一次有人笑。
笑声很短,随后继续逐项确认。工作室不建立艺人罚款池,不把培训、造型、宣传统统记成个人债务;未成年人暂不签;心理咨询和医疗资料不进入经纪档案;匿名投诉由外部法律顾问和员工代表双线接收。
赵律师提醒:“透明不是把合同全网直播。商业报价、个人报酬和未公开项目仍然保密。”
“那就把能公开的规则公开,不能公开的写明谁有权看。”沈砚说。
下午三点,成立文件完成签署。
没有剪彩,也没有让新人列队喊口号。门口只换了一块新的指示牌:沈砚内容工作室。下面小一号的字写着制作、经纪、开发、法务预约入口。
方简过来交《楼道灯亮着》的补充宣传确认,看到牌子,问:“真成立了?”
江知微反问:“之前像假的?”
“之前像一个项目打完就散的临时指挥部。”
这话并不好听,却很准确。
沈砚把第一份待审合同放到桌上。对象是方简,期限两年,抽成按收入类别分别计算,角色机会、商务、个人创作各有不同标准;没有自动续约,没有无限期优先权,也没有“公司认为不适合即可雪藏”的单方条款。
方简没有马上签。
他拿着合同去找自己的律师,工作室替他承担一次独立审阅的固定费用,但不能指定律师,更不能要求对方把咨询内容交回来。
方简走后,财务负责人提出一个现实问题:“独立审阅费用要不要在签约后从收入里扣?”
“不扣。”秦鹭说。
“那没签的人也承担?”
如果只有最终签约者能报销律师费,新人就会为了不损失审阅成本更倾向于签;如果任何拿走合同的人都无限报销,工作室又可能承担无法控制的支出。
最终规则定成固定一次、固定上限、律师由本人选择,费用直接支付给律师或凭正式票据报销。无论签或不签都不追偿。同一人在六个月内重复申请,只在合同发生重大变化时补充支持。
这条规则旁边标着“试行三个月”。
透明不是永不修改。它需要先有人为每一次修改负责。
傍晚,平台安全组发来新增日志。
旧接口在映射表下载后的十七分钟,确实被调用过一次。
返回的不是六名作者。
只有一个联系记录编号。
正是那位已经明确拒绝商业化的作者。
沈砚看完,把成立公告里“为创作者提供更安全的合作环境”删掉,改成一句更窄的话:
“规则从今日执行,执行记录接受核验。”
安全不是一句成立当天就能兑现的承诺。
但从今天起,谁看过哪扇门,必须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