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天，下午四点。

三号楼一层最里头靠西是组长台。

那不是一张桌子，是一块高出来的地方——水泥垒的台子，比地面高两级，上面摆一张桌，一把椅子。坐在上面能看见整个大厅五排四十个格子。

林素梅坐在那儿。

陈九斤是来交东西的。

昨天下午那张表上多了一栏，今天开始填。填的规矩是每个人自己记，下班前交到组长台。

他是第一个交的。

他上了那两级台阶，把自己那张纸放在桌角。

林素梅没有抬头。

她面前摊着两个本子。

左边那个是硬壳的，深红色的封皮，看着是新的，边角还是方的。右边那个也是硬壳，但已经旧了，封皮起了毛，四个角磨圆了，书脊那儿裂开一道，用透明胶粘过。

她手里拿着红笔。

她在红本上写了一行。

写完她把红笔往桌上一放，笔尖朝外。

然后她拿起蓝笔。

她在旁边那个旧本子上，也写了一行。

陈九斤站在桌子侧面。

他没有走。

他低头看她写。

红本那一行，她写了大概八秒。

蓝本那一行，她写了十几秒。

写完蓝本那一行以后，她的笔没有抬起来。

她往右边挪了一点，在那一行后面又加了一小段。

那一小段很短，大概四五个字。

加完她才把笔抬起来。

红本上没有那一小段。

林素梅把蓝笔别回本子边上。

她抬起头。

“交了？”

“交了。”

“下去吧。”

陈九斤下了那两级台阶。

他走回自己的位子。

他今天的位子在最后一排最靠走廊那一个。

他坐下，把手放在桌面上。

刚才那三十秒，他在心里过了一遍。

同一件事，两个本子，各记一遍。

红笔一遍，蓝笔一遍。

这本身不奇怪。有的人记账就是喜欢抄两份。

奇怪的是那一小段。

蓝本上多出来的那四五个字。

一个人要是誊抄，两本应该一模一样。两本不一样，就说明这两本不是同一样东西。

其中一本上有的，另一本上没有。

而且不是漏了。

是有意不写。

五点，下班。

大厅里的人开始收东西。

陈九斤没有立刻走。

他看见楼上下来一个人——是那个跟着梅姐的年轻姑娘。她走到组长台，把桌上那个红封皮的本子拿走了。

她抱着那个红本上楼了。

蓝的那本没有动。

林素梅自己把蓝本收进一个布包里，夹在腋下，从组长台上走下来，往楼上去了。

一本上去，一本跟着人走。

陈九斤在自己格子里坐着。

他在心里把这件事记下来。

第二天早上，八点十分。

付红英是第二个到的。她坐第二排靠里那个格子，跟他隔着三排。

陈九斤端着一杯水走过去。

“付姐。”

付红英抬起头。

她四十来岁，脸上有点浮肿，眼睛下面有黑的。她昨天翻了一分钟本子那件事，之后就没有再提。

“干什么。”

“问您一件事。”

“说。”

陈九斤把那杯水放在她隔断的边上。

“梅姐那两个本子。”

付红英的手停了一下。

“哪两个。”

“红的那个，蓝的那个。”

“……那是她的东西。”

“我知道是她的。”陈九斤说，“我想问的是，红的那本，是给谁看的。”

付红英低下头。

她面前摊着自己那本记录——就是昨天她翻过的那本，硬皮的，边角磨圆了。

她伸手把它合上了。

“我不知道。”她说。

“我没看过。”

陈九斤的太阳穴跳了一下。

那半句在他脑子里响完了。

红的给上面看。

他站在那儿，把这句话记住了。

然后他把手从隔断上拿开。

“付姐。”

“还有事？”

“昨天在东墙前面，”陈九斤说，“您翻的是这一本。”

付红英的手压在那个合上的本子上。

“这本是我自己记着玩的。”

“上个月十一笔，五十八万。”陈九斤说，“东墙上那张表写的是这个数。”

“对。”

“您那本上写的也是这个数吗。”

付红英没有答。

大厅里那会儿人还不多，最近的一个格子隔着两个空位。

“付姐。”陈九斤说。

“你们有两本账。”

付红英手里那支笔掉在了桌上。

她低头去捡。

捡起来以后她把笔盖扣上。

第一次没扣上，笔盖歪了，她把笔换了个手，重新扣。

第二次扣上了。

她把那支笔放在桌角，然后她的左手伸过去，把那个硬皮本子往自己身后挪。

挪到隔断的角落里，用胳膊挡住。

“你别乱说。”

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很低。

说完她抬起头。

她抬头的方向不是陈九斤。

她先往组长台那边看了一眼。

组长台上没有人。这会儿八点十分，梅姐还没有下来。

她看完才转回来。

“你昨天刚来第二天。”她说。

“对。”

“你懂什么。”

“我不懂。”陈九斤说，“我只是看见了。”

“看见什么。”

“梅姐昨天下午在两个本子上记同一件事。红本那一行写了八秒，蓝本那一行写了十几秒。蓝本那一行后面多了四五个字，红本上没有。”

“下班以后红本被人拿上楼了。蓝本她自己收进包里带走的。”

付红英盯着他。

“一本要交，一本不交。”陈九斤说。

“两本上的数要是一样，交一本就够了。”

“不一样才要两本。”

他把那杯水从隔断上端起来。

“我没问您哪一本是真的。”

“我也不打算问。”

他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他停下来，回头。

“付姐。”

付红英没有出声。

“我不会往上说。”陈九斤说。

“我要是想往上说，我今天就不问您了。”

他回到最后一排自己的格子。

那天上午，他一直在等一件事。

他等付红英去组长台。

九点半，梅姐下来了，坐在组长台上。

付红英没有上去。

十点二十，付红英离位一次，去了厕所。回来的时候她从组长台底下经过，没有停。

十一点，她又离位一次，去了饮水机。饮水机在东边，离组长台六七米。

她接完水回自己的格子。

中午吃饭，她跟另外两个女的一块儿去食堂，回来的时候还是那两个人。

下午两点、三点、四点。

她一次也没有上组长台。

五点下班，她收东西走了。

陈九斤坐在最后一排，把这一天在心里过了一遍。

她没有报告。

一个新来两天的人，当着她的面说破了这件事。

按理说她今天上午就该上去。

她上去只需要说一句话：那个一号楼来的，昨天在东墙前面说表少一栏，今天又说三号楼有两本账。

说完她就干净了。

她没有说。

陈九斤把这件事往下想了一层。

她不说，不是因为她讲义气。

她跟他昨天才第一次说话。

她不说，是因为她要是说了，上面就会问一句：他怎么知道的。

而她答不上来。

或者说，她答得上来，但那个答案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两本。

她自己那本就压在她胳膊底下。

她一开口，第一个被翻的是她自己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

陈九斤把这一条也记下来了。

三号楼不打人。

三号楼靠表。

可这栋楼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两样东西：交上去的那一本，和自己留着的那一本。

他们不敢互相说，因为一说就得先交出自己的。

四十个人，四十对本子，谁也不能开口。

这比一号楼那根棍子结实得多。

五点半，大厅里的人走空了。

陈九斤把自己那张通话量的纸填完，往组长台走。

组长台上林素梅还在。

他把纸放在桌角。

“交了。”

林素梅点了一下头。

她低着头在写东西。

陈九斤下了那两级台阶。

走到大厅中间，他停下来。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昨天他进这栋楼，到今天下班，一天半。

昨天上午她在东墙前面站了两分钟，目光在他身上停过不到一秒。

昨天下午她亲手贴了那张多一栏的新表。

今天她坐在组长台上，从九点半坐到现在。

他上去交过两次纸。

从头到尾，她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

一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