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天，早上七点二十。
核算结果退回来了。
送来的是三号楼的门房，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有粘。
陈九斤在组长台上把它拆开。
里面是一张纸。
本期，A 组，三十八人。
三十八行。
每一行：工位号、姓名、通话量、成交笔数、成交金额。
最底下有一栏，核算人签名。
上面有字。
陈九斤把这张纸和他自己昨天晚上核到十一点二十的那份底稿并排放在桌上。
他一行一行对。
三十八行。
对到第十九行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那一行的通话量，核算结果比他的底稿少了四百三十通。
他把这一行圈出来，接着往下对。
对完他又回来看那一行。
他从抽屉里拿出这一期的通话登记原始记录——每个机位那本自己填的。
他翻到第十九行那个工位号。
他把二十四天的数一天一天加了一遍。
加完他把笔停住了。
他的底稿是对的。
核算结果少了四百三十通。
四百三十通不多。三十八个人一期打八万多通，四百三十通是千分之五。
可这四百三十通落在一个人头上。
那个人这一期的通话量，去掉这四百三十通，正好从第三十四名掉到第三十七名。
三十七名，倒数第二。
他把第十九行那个工位号又看了一遍。
一排第三。
岑立春。
陈九斤把笔放下了。
二十一天前，他在二号楼西边那间办公室里，把一张从本子上撕下来的纸放在万有金桌上。
那张纸上三行。
第一行：岑立春。
他当时跟万有金说的是：这三个人，下个月、下下个月、下下下个月，各一个。
他说那话的时候，靠的是通话量那一栏——岑立春十七天两千八百通成两笔，手上全是过了四遍手的第三批旧号。
按那个走势，岑立春这一期本来会掉到最底下。
后来的事情变了。
第六十八天晚上，他把岑立春调到一排第三，坐在高凯旁边，让他听。
岑立春听了二十天。
这一期他成了六笔。
通话量四千三百通。
三十八个人里排第三十四。
三十四名，不是倒数。
陈九斤把手放在那张核算结果上。
核算结果上，岑立春的通话量是三千八百七十。
四千三百减四百三十。
三千八百七十，低于四千。
不足勤。
从第三十四名掉到第三十七名。
这一期 A 组“通话量低于线”的人，本来一个也没有。
减掉这四百三十通，就有一个。
而这一个，正好是二十一天前他自己写在那张纸上、交给万有金的第一个名字。
陈九斤在组长台上坐了两分钟。
他没有去问。
他把那张核算结果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第十九行通话量与原始登记不符，短四百三十通。原始登记已核，附本组底稿。
写完他把那张纸翻回正面。
最底下那一栏，核算人签名旁边，是组长签名栏。
他签了字。
签完他把自己的底稿附在后面，一块儿夹在那个牛皮纸信封里。
八点整，开工。
八点二十，陈九斤从组长台上下来。
他手里拿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个信封。
另一样是一张对折的纸。
他往玻璃门那边走。
三十八个格子里的人抬起头。
他从大厅中间走过去，没有停，也没有说话。
他推门出去了。
八点四十，二号楼西边那排矮房，最东头那间。
门开着。
万有金坐在屋子正中那张桌子后面。
他看见门口有人，站起来了。
“兄弟。”
“金哥。”
“来了。”
万有金从桌子后面绕出来，在陈九斤肩膀上拍了一下。
“坐坐坐。”
陈九斤没有坐。
他把手里那个信封放在桌上。
“这一期的核算结果。”他说。
“我核对过了。第十九行有一处不符，我在背面注了，底稿附在后头。”
万有金把那个信封拿起来。
他没有看。
他把它往桌上一放。
“名单呢。”
陈九斤把那张对折的纸拿出来。
他放在桌上。
万有金伸手，把它展开。
上面只有一行。
一个工位号，一个名字。
万有金看了两秒。
“一个？”
“一个。”
“昨天说的是三个。”
“昨天那张纸上写的是应出三人。”陈九斤说。
“我核完了。”
“这一期 A 组三十八个人，通话量低于线的，一个。”
万有金抬起头。
“什么线。”
“三号楼定的线。”陈九斤说。
“一个人一期低于四千通，算不足勤。”
“三号楼三年的名单，我昨天翻了三十六张。”
“三十六张里，出的人一共一百零八个。”
“一百零八个里，一百零一个是不足勤。”
“剩下七个是别的事——两个打架，三个偷东西，两个病了。”
“三年一百零八个人，没有一个是按定额摊出来的。”
万有金把那张纸拿在手里。
“兄弟。”
“金哥。”
“三号楼这一期该出三个。”
“该出三个，是谁定的。”
万有金笑了一下。
“上面。”
“上面定的是三个楼一共九个。”陈九斤说。
“三个楼九个，怎么分到各组，是各楼自己核。”
“三号楼这一期，A 组一个不足勤，B 组我不知道，C 组我也不知道。”
“加起来要是不够九个，那是三号楼的事，梅姐会跟上面说。”
“可 A 组这一栏，我只能填一个。”
“我填三个，后面那两个我编不出理由。”
“填上去了，二十天以后有人查，那两行是空的。”
屋里那两个坐在长条桌前面的人抬起了头。
万有金站在那儿。
他把那张纸捏在手里，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它折起来，塞进衬衫上面那个口袋。
“行。”
他坐回椅子上。
“一个也行。”
陈九斤转身要走。
“兄弟。”
他停住了。
万有金没有站起来。
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桌上。
“一个也行。”他说。
“就是这一个得是真的。”
陈九斤站在门口。
“真的。”他说。
他出去了。
九点二十，他回三号楼。
他从玻璃门进来，走过大厅，上组长台。
三十八个格子里的人在打电话。
没有人抬头。
九点四十，杜大奎上了组长台。
“小陈。”
“杜哥。”
杜大奎站在台阶上。
他今天早上比平时早到半个钟头。他坐在自己格子里从八点二十等到九点二十，等陈九斤回来。
“交上去了。”
“交上去了。”
“几个。”
“一个。”
杜大奎的手在台阶的扶手上按了一下。
“一个？”
“一个。”
“那那两个……”
“不出。”
杜大奎站在那儿。
他这一期十三笔，全组第九。昨天那个人指的是他。
“是谁。”他说。
陈九斤把桌上那份核算结果收进抽屉。
他没有答。
“小陈。”
“杜哥，您回去吧。”
杜大奎在台阶上站了大概十秒。
他没有再问。
他下去了。
十点，付红英上了组长台。
她手里拿着那个红封皮的本子。
“陈组长。”
“付姐。”
“今天早上的事，我要记一笔。”
“您记。”
付红英把本子摊在组长台的桌角上。
她抽出笔。
她记的是红本——A 组的日常记录，月底要交上去的那一本。
她写了三行。
本日八点二十，组长陈九斤赴二号楼办公室，交本期核算结果与出人名单。
名单一人。
本期 A 组应出三人，实交一人，理由：不足勤者一人。
她写完，抬起头。
“名字要不要写。”
陈九斤看着那三行。
“不写。”
付红英把笔停在纸上。
“名单存根上有名字。”她说，“红本上按规矩也该有。”
“三年三十六张，红本上都写了。”
陈九斤没有说话。
付红英等了大概五秒。
她把笔盖上了。
“行。”她说。
“那我不写。”
她把本子合起来，抱在怀里，下了台阶。
她走到台阶底下停了一下，回过头。
她看了组长台一眼。
那一眼很短。
她走了。
那一天，A 组的大厅里，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三十八个格子。
三十八个人。
一个也没有少。
送话器一直在响。
没有一个人上组长台来问一句话。
也没有人在自己格子外面跟旁边的人说话。
下午五点下班，三十八个人陆续走了。
走的时候没有人往组长台那边看。
第二天，没有人来提人。
第三天，也没有。
第八十四天，下午。
陈九斤在组长台上核 B 组的表。
他把手里那支笔停下来。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那是他自己记的一张，上面是这三天的日子。
第八十一天，交名单。
第八十二天，无。
第八十三天，无。
他在第八十四天那一行上，写了一个字。
无。
写完他看着这四行。
三年三十六张名单，交上去以后，最长的一次是三天来提人。
最短的是当天。
这一次是第四天。
三十八个格子还是三十八个人。
二号楼那边一个人也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