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二天，早上七点四十。
北墙上那张纸，是昨天夜里贴的。
七点四十，三号楼一层大厅已经站了二十几个人。
他们不在自己格子里，他们站在北墙前面。
那张纸贴在那行粉笔字底下一尺。
五行。
明天早上八点，每人带一样东西。
你自己记的通话记录。
你自己经手过的成交单下联。
你自己抄过的、写过的、留下的任何一张纸。
不管是哪个月的。
七点五十，人到齐了。
三十八个格子，加上前天回来的三个，四十一个人。
陈九斤从组长台上下来。
他站在北墙前面。
“昨天晚上贴的那五行，都看见了。”
四十一个人站着。
“今天不开工。”
大厅里有人的呼吸变了。
“我跟梅姐说过了。”陈九斤说，“今天一层不打电话。”
“今天干一件别的事。”
他往身后那张纸指了一下。
“各位带东西了没有。”
没有人动。
隔了大概三秒，第三排有人从队列里走出来。
葛志国。
他手里抱着一摞纸。
那一摞很厚，用一根绳子捆着。
他走到陈九斤面前，把那一摞放在旁边一张空的工位桌上。
“我四年的。”他说。
“四年？”
“我坐三排第一。”葛志国说，“柴顺坐三排第二，我在他旁边坐了三年。”
“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我怕。”
“我怕哪天出事，说不清。”
“所以我每一张下联都留着。”
“四年，一张没扔。”
大厅里安静了一下。
葛志国把那根绳子解开。
那一摞散开了。最上面几张是新的，往下颜色一层比一层黄。
“上个月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信里第一条是告你的。”
“我知道。”
“今天这些我拿出来。”
他退了半步。
“你看着办。”
第二个是杜大奎。
他的本子是那种硬皮的记账本，两本。
“我这四年记的。”他说，“我记性不好，我怕忘，我什么都记。”
“哪天打了多少个，成了几笔，哪一笔后来被退了，我都记。”
“被退的也记？”陈九斤说。
“记。”杜大奎说，“退了我这个月的数就得减，我得知道减在哪儿。”
陈九斤把那两本接过去。
他翻开第二本。
里面每一页分两半，左边是成的，右边是退的。
右边那半，有字。
不多，可有。
八点二十，大厅中间那三张拼起来的桌子上，堆满了。
四十一个人，四十一份。
有人拿的是一沓下联，有人拿的是一个本子，有人拿的是几张揉皱了的废纸。
娄小飞交上来的是十几张烟盒纸——他没有本子，他把每天打了多少个记在烟盒背面。
单文彬交的是三张纸，他四个月前才从二号楼回来，之前的东西没有了。
八点四十，付红英上来了。
她怀里抱着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
她走到桌子前面停住了。
她抱着那个本子，没有放下。
大厅里有人往这边看。
她这三年半，每天下班本子收进抽屉，抽屉上锁。
她站了大概五秒。
然后她把那个本子放在桌上了。
她放的时候手指在封皮上按了一下。
“三年半。”她说。
“我核过的每一笔。”
九点整。
陈九斤站在那三张桌子前面。
四十一份东西堆在桌上。
他从口袋里拿出笔。
“今天分三步。”
他说话的时候，四十一个人围在桌子外面。
“第一步：按月分。”
“把所有的纸按月份分开，一个月一堆。”
“第二步：一个月一个月加。”
“加成单，加笔数，加被退掉的。”
“第三步：跟墙上那张比。”
他往东墙那边一指。
东墙上贴着这栋楼六年的月表。
“墙上那些是报上去的数。”
“咱们手里这些是自己记的数。”
“两个一比，就知道差在哪儿。”
大厅里没有人说话。
“陈组长。”第二排有人开口。
“说。”
“比出来了，能干什么。”
陈九斤把笔放下。
“不能干什么。”他说。
“比出来了，报不上去，也告不了谁。”
“那咱们干这个干什么。”
陈九斤站在桌子前面。
他把那四十一份东西看了一圈。
“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一天挣多少钱。”他说。
大厅里那四十一个人，有几个人的脸动了一下。
“你们知道自己一个月记多少。”
“封顶五万，扣掉吃住九千，四万一。”
“你们算过八年零一个月。”
“可你们没有一个人算过另外一样。”
他把手放在那一堆纸上。
“你们一个月，给这栋楼挣多少。”
九点二十，开始分。
四十一个人围着那三张桌子。
分月份不难，每一张纸上都有日期。
难的是有的纸糊了，有的字看不清，有的日期只写了一个数。
九点四十，第一堆分完了。
十点，第五堆。
十点二十，有人喊了一声。
“这儿有三个月前的！”
那是第四排一个人，他从自己那一沓最底下抽出来一张——那张纸原来是揉成一团的，他昨天晚上在自己格子的抽屉最里头翻出来，用手掌压平了。
上面是三个月前的一笔成交，两万八。
那一笔在墙上的表里找不着。
陈九斤把它单独放在一边。
十一点，分完了。
二十六堆。
最老的一堆是四年前的，那是葛志国那一沓最底下的。
最新的一堆是这个月的。
二十六个月。
墙上那本红的记了七十二个月。
四十一个人手上的东西，只够二十六个月。
“二十六。”陈九斤说。
“红本上是七十二。”
“咱们够不着前面那四十六个月。”
“那怎么办。”有人问。
“够不着就够不着。”陈九斤说。
“二十六就先算二十六。”
十一点二十，开始加。
加数是最慢的活。
一堆纸几十张，每一张上一个数，加起来。
崔发财不在这栋楼，A 组没有专门管账的。
四十一个人自己加。
一个人加一堆，加完两个人对一遍，对不上就重加。
十二点，加到第九堆。
食堂那边到点了。
没有人去。
十二点四十，付红英去了一趟食堂，回来的时候端着两个大盆，里面是馒头。
她把盆放在桌角。
有人伸手拿一个，一边啃一边加。
下午一点，加到第十七堆。
一点二十，第一次有人把数报出来。
“三年前十月，”那个人说，“咱们这一层，一百零三笔，三百四十一万。”
陈九斤把这个数写在一张纸上。
他走到东墙那边，找到三年前十月那一张表。
他把手指落在最底下那一行。
月度合计。
四百六十万。
他把这个数也写下来。
他转过身，把那张纸举起来。
“三年前十月。”
“咱们手上的下联加起来，三百四十一万。”
“墙上写着四百六十万。”
“差一百一十九万。”
大厅里那四十一个人，没有人出声。
“陈组长。”杜大奎开口了。
“杜哥。”
“咱们手上的不全。”他说，“三年前那个月，这一层的人有几个已经不在了，他们的下联没有了。”
“对。”陈九斤说。
“所以这一百一十九万里头，有一部分是他们的。”
“那还比什么。”
“比得下去。”陈九斤说。
“咱们把二十六个月都加完，看哪几个月最全。”
“人齐、纸齐的那几个月，差多少，是真差多少。”
下午三点，二十六堆加完了。
三点二十，他挑出了十九个月。
那十九个月，A 组的人变动不大，交上来的纸覆盖得住。
他把这十九个月一个一个跟东墙上的表比。
十九个月。
每一个月，墙上的数都比手上的数大。
没有一个例外。
三点四十，他把十九个差额加了起来。
他加了两遍。
他把那个数写在一张纸上。
一千四百二十万。
大厅里安静着。
“十九个月。”陈九斤说。
“这一层四十来个人，真的挣了多少，纸上写着。”
“墙上报上去的，比真的多一千四百二十万。”
他把那张纸放下。
“这一千四百二十万，”他说，“不是咱们挣的。”
“那是哪儿来的。”有人问。
“我不知道。”
他往东墙上一指。
“可我知道另外一样。”
“这十九个月里，咱们真的挣了六千三百多万。”
“六千三百万。”
他把手放下。
“这一层四十个人。”
“一个人一个月，平均给这栋楼挣二十七万。”
“你们一个人一个月，记到自己头上的，封顶五万。”
“五万里扣掉吃住九千，剩四万一。”
“二十七万挣进来。”
“四万一记到你头上。”
“中间那二十三万，往哪儿走了。”
大厅里那四十一个人站着。
有一个人把手里那一沓纸放在桌上了。
他放下以后没有再拿起来。
“你们算过八年零一个月。”陈九斤说。
“那是拿四万一算的。”
“要是拿二十七万算——”
他停了一下。
“一个人一年就能赎出去。”
“可是没有人赎出去过。”
“因为那二十七万里，你们只碰得着四万一。”
“剩下那二十三万，你们连它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大厅里那几盏灯亮着。
外面是下午四点的太阳。
“今天这个数，”陈九斤说，“报不上去。”
“告不了谁。”
“可是从今天起，这一层四十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一天在给谁挣多少。”
“这个数一旦知道了，就忘不掉了。”
四点二十，他开始写。
他把那十九个月，一个月一张纸。
每张纸上四行：
那个月的笔数，那个月的真数，墙上的数，差额。
他写完第一张，走到北墙那边，贴上去。
贴在那行粉笔字底下，那五行通知的旁边。
他写第二张。
第三张。
写到第七张的时候，他一抬头，发现桌子和北墙之间站了两排人。
不是围着。
是排成两列。
他写完一张，最近那个人接过去，往前传。
传到最前面那个，那个人踩着凳子贴上去。
传纸的顺序是他们自己排的。
没有人喊口令。
四点五十，十九张全贴上去了。
北墙上那行粉笔字底下，现在有二十张纸。
一张通知，十九张月表。
五点，付红英从大厅东边走出去了。
她抱着那个磨圆了角的本子。
她往楼梯口走。
三层。
她走到楼梯口，抬脚上了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她在第三级上停住了。
她站在那儿。
大厅里的人没有一个往那边看。
四十一个人在北墙前面，有的在看那十九张纸，有的在跟旁边的人小声说话。
付红英在第三级台阶上站了大概二十秒。
然后她转过身，走下来了。
她走回自己那个格子。
她把那个本子放在桌上，坐下了。
她没有上楼。
那天晚上八点。
陈九斤在组长台上核这一天的事。
有人上了台阶。
是付红英。
“陈组长。”
“付姐。”
“梅姐知道了。”
陈九斤抬起头。
“您跟她说的。”
“我没说。”
付红英把手里那个本子往怀里抱了抱。
“下午四点半，她在三层那个窗户跟前站着。”
“三层那个窗户，正对着这栋楼门口那块空地。”
“她看不见大厅里头。”
付红英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可是从下午四点半到五点，玻璃门开过七次。”
“七次都是有人出去往院子里那个废纸堆跑，找纸。”
“她在楼上看着。”
“她看了半个钟头。”